2018年9月16日下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
以下为论坛发言主要内容：
主持人 樊纲：
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50人论坛就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是做论坛，我们是以讨论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未来要进行的改革与开放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我们来以讨论这个议题来纪念我们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今天大家同聚一堂，我们一方面来讨论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来庆祝回顾50人论坛的20周年。
20年来，50人论坛的发展离不开在座诸位专家、学者、50人论坛成员的努力付出，我们都是忙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大家聚到一起，确实讨论了很多问题。在此我代表学术委员会表示感谢，也得到了各界媒体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就大家共同鼓掌，来结束关于50人论坛20年的纪念板块。谢谢大家!
下面论坛开始，我们请五位50人论坛专家作为主旨发言，但是主旨发言每人只有十分钟，我们开个头，今天来的人很多，大家开始举手发言，争取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
第一位发言是吴敬琏老师。
吴敬琏：
非常高兴迎来我们改革开放40年和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怎么来进入来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这两个喜庆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回顾我们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路径。然后从我们40年和20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的办法。经过这样的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这样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的经验和教训和我们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去界定，而且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而且由它适合于我们情况的方法去执行这样的任务。
在这40年中，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这个40年、20年的节日里面，大家来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之下，是曲折地前进，40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那么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使得我们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的深度。比如说我们70年代末期开始了改革，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总的方向是市场取向，或者当时的说法是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这个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多年，所以是用一个基本上是苏联学来的他们那套政治经济学在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就是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这个曲折，在1984年总结了这个教训以后，就进了一步，就是三中全会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经过了整个80年代中期的反复的讨论、选择，经过这一段争论大致上在1985年，1985年就是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经过讨论、争论，最后选择了我们如果用科尔内分类法，就是2B模式，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七五建议里面叫做三团结的改革，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条件体系，这通常叫做七五三条，这七五三条实际上就是由科尔内的话来说就是2B模式。但是这个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是叫做配套改革，但是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所以到了1987年，就选择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国家调节市场引导企业。按照科尔内分类来说，这就是他说的1B模式，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模式。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
到了1988年和1989年的风波以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是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小平说不能改，一个字不能改。所以就变成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这个曲折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改革的纲领应该说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336项的改革，是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没有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看来这个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最后一点，我建议一下我们50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理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樊纲：就像吴老师说的，我们50人论坛每年都有若干个课题，这个课题分成一项一项的，课题往往针对某一个方面改革做一些专题性研究。那些研究可能不对外界开放，但是确实是50人论坛的一个使命，是工作的一项。
下面有请楼继伟发言。十分钟时间。
楼继伟：
谢谢吴老师，谢谢樊纲。吴老师刚才从历史和改革各方面的维度讲了一下当前的使命。我就比较简单了，我就讲一个方面，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是，问题仍就不断地冒出来，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概念我想说一下，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
结构性改革的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政策的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叫做“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说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说一下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经营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年，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的政府时期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实际感觉是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依法办事，在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劳动力要素方面讲了很多，我只讲一两点。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治理金融乱象的时候，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候，我们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无论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无论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带来社会安定问题，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一些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1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
白重恩：
下面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因为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机制，使得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增长，那么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来这样一个答案，尽管在中国，我们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刚才世界银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如果一个企业照章办事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很难，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比较完善的普惠制度，当然也不需要特惠，但是完善的普惠制度，要形成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普惠制度还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特惠，某些企业也得不到帮助，大家都得不到帮助，可能所有的企业都不能实现它的盈利和潜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惠尽管不公平，但是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
当然不公平的问题就要看它带来的损失有得大，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刚才在前面加深了几个词，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地方政府选择那些特惠对象是受到激励的引导，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愿意选择这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来成为特惠对象呢？我们说，是从他个人的收益来考虑。这种收益不是那种狭义的个人的经济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政绩，当然也有可能是狭义的经济收益。我们认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有这样的激励，选择这样的比较高效的企业，作为它的普惠对象。
问题是这样一种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呢？就要看特惠模式到底它除了可以帮助某些企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带来资源的错配，如果给我们一些企业提供很多资源，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这就会带来挤出效应，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如果说特惠对象都是低效的企业，不仅不公平，而且效率有很大问题。但是如果特惠对象是比较高效的企业，对效率的影响就不是太大。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我们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这种特惠模式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因为地方政府保护了某些企业，愿意保护他的特惠对象，使得非特惠对象很难进入本地市场。另外，特惠对象跟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特惠对象是消费者，而是某些企业，所以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地方政府适应了，很喜欢特惠的模式当中，因为从中得到至少有权力选择哪些特惠对象，没有很强的激励改善普惠制度，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最后一个是特惠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全国性的问题，地方政府没法解决，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地方政府无能能力。
长期不可持续有这种问题，要实现特惠向普惠过渡，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过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实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从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细节从下而上，需要通过摸索，才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激励，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样的激励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也是一个问题，过去在特惠的制度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很难程度上受到特惠对象的影响，但是为了让他有激励，完善普惠的制度，应该说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才有激励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们怎么来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消费者，对地方政府行为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过程很难，完善的普惠制度没有形成之前，在这个过渡期怎么办？在这个过渡期，如果说我们减弱了地方政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励，都会带来短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要想办法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难，简单地讲一下世界银行排序当中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设立企业，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从158名到93名，似乎是进步很大，但是这个是对于某些企业，很多企业因为简政放权确实更容易设立企业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领域有很高的这种准入障碍，这些在它的数据中都反映不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纳税这方面有退步，相对来说我们的税收负担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负担越来越重。这方面我们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更多地去投资，来改善环境，降低他们的负担是一个方面。在社保征收和营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况下，当征收改善了，我们就有空间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这样可以为我们企业降低税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难，投资者保护怎么来让投资者有信心来进行投资，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还有很多方面。
最后，总结一下，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的。谢谢!
林毅夫：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在1978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的贡献。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我们经济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像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并且距离两个百年目标想要达到的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我们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我们自己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乡差距、不管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一个渐进双轨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同样给我们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他们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讲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体制不完善导致这些问题，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面讲非常清楚，应该是好的。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一点，所以不得不倒退。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些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我们改革发展的参照。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如果想对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的发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绩，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问题怎么来解决才会真的有效，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最大的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年5月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体制的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我第三点看法是，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而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能够了解中国的发展、中美的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还有66%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原来过去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但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跟合作的格局，发达国家如果从钱上面来讲，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世界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我想应该要理解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有效果，因为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然后来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当中的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输掉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就是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的问题，这也跟我前面讲的理论创新相关。
总的来讲，在1995年的时候，《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要继续贡献我们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我们的改革发展更顺当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援助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的机会，同样能够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谢谢。
杨伟民：
我觉得我们50人论坛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来纪念改革开放40年和50人论坛20年，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这里边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刚才吴老师回顾了若干曲折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新时代不是要还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其实就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但是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一个理由。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我记得总书记讲过类似的意思。所以要通过改革，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这种机制，我觉得这三者是现在我们重大的三大失衡。现在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后是更多体现在我最后说的一句话上，而不仅仅是经济亿发展的问题。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过去我们认为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过去我们也注重了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过去的改革我们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过去我们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是简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纵向部门的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
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创新发展的今天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西南交大做得效果非常好，原来科研成果不能转化，放在抽屉里，现在基本上都能转化了。让他们成为科研成果产业化或者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主体。过去都是由学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来转化，这个效果很不好。同时要保护民营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个人财产。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过去改革我们主要集中于针对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三大市场主体现在都面临着一些活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就讲到这里。谢谢。
樊纲：
我们抓紧时间，大家聚一次不容易，今年等于我们多聚了一次，20周年，大家都很多话要说，改革开放40年，大家都很多想法，以及对未来的建议等等。谁开始举牌？
王一鸣：
谢谢主持人。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再有，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我主动地把权力让渡出去、把资源让渡出去，这个是一个难点。
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以前经常自以为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但是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
那么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我们1993年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下一步往这个方向走，现在最大的双轨，现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刚才楼部长讲到供给侧改革，核心也是这一块，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包括技术、人才，还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信息以后对经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们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就是它是隔离了，实际上我们是双轨的土地，为城市化在积累资本，以前是公共产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化的资本，现在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城市化资本，这种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它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现在带来问题凸显。
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中国P2P为什么那么多？比世界上多的多。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多非标产品？说明我们利率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这种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个也引起了国际上学界的高度关注。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很简单，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我们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我们怎么在产权激励上能够动脑筋，想办法，找到有的解决方案。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盛洪：
刚才吴老师讲产权化最核心的就是市场化、法制化，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的作用，50人论坛的作用，主要这几个方面：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
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现在还有一个作用，当我们看到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我们也要出来提出警示，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时刻。
简单地来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第一，我们走向了市场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第二，同时在市场化的初期，我们的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前几年我也提出来，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前期有一些研究，最近又有一个报告在研究，但是这个报告现在没有发出来。它提出了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做了几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净资产收益率在降低。
我们用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一相减，得出的数字是负数。意思是其实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什么情况？
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
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我们又搞了所谓的税改，很多人已经明确指出，这个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等这些东西，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有两点的改变：
1，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
2，税务局的性质跟人保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一定会有强制性在里面，它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谢谢大家!
李扬：
现在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我谈一点粗浅的观察。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我最近做了一些调查，不是那种非常系统的调查。接触了一下广东，尤其是深圳管国资的领导，以及浙江管国资的领导。得到的印象是说，他们这几个我们印象中是民企，民营资本是最发达的大本营，现在国资在凯歌行进，觉得这是不得了的，赶到一个好时候。
仔细分析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出现这样的问题，大致上四个原因。
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我们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我们会看到统计局的数字，我觉得那个数字还是真的，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但是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有很多的办法，其实已经有一轮下不去了，就怕跑跑，资产负债表整个没了。这一轮我觉得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国进民退这个事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这是有利的方面。
但是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定论吧，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之后，开始派领导了，开始往这样一些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这正是一个契机，是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实际上我们是有现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资本不管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国企来收购的方式，注入了资本、注入了政策，你不要管企业，不要去派干部，不要去把它的人一下子都换掉，不要做这个事。
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为国企改革这两个方向应当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恐怕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我们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其实我上次在50人论坛也说过，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有救市的问题，其实西方国家也是国有化私有化交替在做，在这个过程中是遵循市场规则的，所以这样救市措施基本上都会使得政府当局，就是财政和央行是赚钱的，中国救市是不赚钱的，是赔钱的。如果考虑考虑像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在最困难的时候进入，好了之后再卖回去，再还给私人企业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走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路。谢谢。
胡鞍钢：
我想简要的回应一下林毅夫提的还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学家或学者怎么样更多的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别是未来。因为总书记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百年世界会有大变局。
我们2011年做了一个“2030中国与世界”，当时是用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现在又进一步用世行的数据，基本上看到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南方在崛起。这么讲，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南方的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50%，现在已经超过了55%。可能到2030年，保守的估计的话，可能会达到世界总量的2/3。如果到2050年的话，可能规模还会进一步的演化。因此，就改变了世界。如果从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趋异的时代，现在进入南北大趋同的时代。
我们回过头就要讲，中国到底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促进南北方差距的缩小，这也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中国所提出的方案，从20年前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到20年后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我称之为三大计划，“一带一路”，亚投行的模式，还不光是这个，还包括丝路基金。特别是这次又成立了国际发展署，更加规范的去做ODA。因此，中国确实是在本世纪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抓住了。
今后的发展来看，怎么样去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为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崛起。
我前面到非洲做了一些调研回来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报告，就是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工业化，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信息化等等。因为我们注意到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整个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都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发展的一个时代，特别是这次中国和非洲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我们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我也回应一下林毅夫所提出的提供发展的经验，发展的案例。
因为最近我也是给非洲的一些部长他们到中国来培训，介绍中国的五年规划，还有其他的方面。他们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也有规划。但是怎么落地等等，他们都提了。
第三个来看，确实有发展个理论。我想就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可能为这些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至少从现在来看，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基本上是取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行零关税，能不能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在非洲的技术转移等等。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我也觉得需要来认识。谢谢。
吴晓灵：
新时代改革新使命。
新时代是我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许善达：
我谈一个看法，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件事需要大家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因为原来我们国家一般来说都是科教文卫，这些都放在一个口里头。我觉得从最近的形势发展，我们各国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科技应该有这么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我们明确的。
第一，咱们原来说过很多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原来说过的。就是创造财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讲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的手机制作的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利润比不上苹果公司创建智能手机的公司。所以它是靠科技来分配利润，而不是仅仅是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
第三，真正的军事实力，这里面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很多军事上的领先的东西，都是里边科技领先带来的军事领先。
第四，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兴的问题，一个惩罚措施让你毫无还手之力，这就变成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我想今后对于我们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如何让它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所谓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很好的来研究一下。
这里头我感到我们跟美国、跟这些发达国家比较的话，在支持科技发展的制度上，确实还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你真的仔细一推敲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政策对于科技发展实际上还有一点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围绕着科技发展所需要创造的制度环境，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找出其中我们做得好的继续往前推进，做得有缺点的怎么改进，做得不好的怎么把它废除掉，需要什么新的我们提出建议，进入决策考验范围。
潘仲光：
我想新生命应该就是要在科技方面要领先全世界，这里我做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们现在所有的政府都在谈的科技就是人工智能、无人工厂、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讲难听一点，都是下游的应用，是市场应用，如果不掌握上游的技术，这些应用也拓展不开来，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讲几个案例。
大概三个区块：新能源、芯片处理、显示技术，这是上游。新能源的聚变能以及立体光伏，在聚变能方面台湾同胞其实已经有世界纪录了，但是他们找不到钱，所以最后还是把这些科技卖给日本人、美国人。
在芯片处理方面，像台积电，他们已经在研发3纳米，有很多教授在这个方面都是取得了世界纪录。这方面他们也是找不到钱。
在面板技术，下一代可折叠、虚拟实境的面板，比较可笑的是，我们国内有16家工厂，都是国有企业，他们全部去挖韩国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韩国人的技术，三星现在是95%的市场垄断，在下一代的显示技术，他们全部挖的这些人都是三星的二流、三流的工程师，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三星的这些技术、LG的技术当初都是从台湾地区买过去的，或者学过去的。台湾反而是这些相关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是找不到投资人，因为国内刚才白老师有说过，政府有很多政策，只能给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不会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它要给私人或者是私有企业的话，他们都是不敢的，这方面建议有一些改善。
美国的科技当然研发还是世界第一，大家不知道的是，我的母校卡耐基梅隆，他们是愿意跟合作的，你只要出钱一起合作，这是光明正大的，而且这些专利都是可以合法转移的，不需要做一些潜伏在某些机构里面的这些人，这些都不需要做了，因为其实是有合法的做法，而且他们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每年都有跟自己的母校做合作，我也建议我们的很多机构可以公平、公正、光明地跟这些机构来做合作，技术也是合法的转移。谢谢大家!
刘晓艳：因为我们来自市场，所以说一些对市场的现象的感受和观察，现在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政府执行力非常，各种重磅的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又比以往更强烈，这些现象是很奇怪的。而且一方面我们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真的是你觉得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而是在发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四个方面，请大家考虑一下。
第一，我们所有改革规范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说要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是未来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所有的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是不是应该更加统筹一些。有两个方面：
1，当你规范的过程当中，堵后门、侧门的时候，前面要打开。
2，各种改革规范措施，能不能考虑不要叠加。打企业打一拳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这种要考虑。
第三，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对历史性的一些问题，还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问题是30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有时候治病用重拳，这个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第四，法制没有问题，非常欢迎用法制，要解决两个前提，科学立法，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没有那么科学的时候，去严格地执行，其实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释权的，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去解释，如果说你是换了一个非职能的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结实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的很紧，没法再做下去，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整个改革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话，有些政策为什么一出现会觉得哗然，觉得很奇葩，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整个法制化的前提。谢谢!
马建堂：
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最近这几天，吴小平的这篇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固然和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错乱有关系，当然也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和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不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有一些意见可能主要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过去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包括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和理解？在座有很多民营企业的领导、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非公
